明代皇帝（天子）即位詔書的敘述結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從“天命”角度展現統治“正統性”；從宗法禮制角度闡述即位“正當性”；從社稷治道角度塑造統馭內外的“合理性”。明初三帝的即位詔書雖都從“正統性”闡述了“君主華夷”的“天子”地位，但在“正當性”與“合理性”層面，卻多只是“萬邦”“忽爽暗昧”類的隱喻性表達。歷經永樂朝的內外經營，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體系基本形成。洪熙、宣德等帝除了“統御華夷”的正統性宣示外，也將“四夷朝使”納入“萬民擁戴”行列，成為塑造新帝即位“正當性”的一個要素，“中外文武賢臣”也成為展現統治“合理性”的重要政治群體。土木堡之變后天順帝的復位詔書，在“正當性”建構上，采用“六軍萬姓”的模糊方式，將“四夷”排除在“萬民擁戴”范疇之外，并在之后逐漸定格為“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的固定化模式。這一變化是在邊疆騷動的現實促動下，通過對“中原正統”核心的穩定，維系“大一統”國家建構的一種政治文化上的調適與回應。“四夷”在“正統性”與“合理性”建構層面，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要素。皇帝（天子）即位詔書中“華夷”敘述的變化，也反映了明代“大一統”國家建構及華夷秩序體系演變的歷史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