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方敬教授（1914-1996），重慶萬州區人，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翻譯家、教育家。曾在相輝學院（西南大學前身之一）、西南師范學院（西南大學前身之一）任教，曾擔任西南師范學院（西南大學前身之一）擔任教務長、副校長、黨委副書記職務。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詩集《雨景》、《聲音》、《行吟的歌》；散文集《風塵集》、《保護色》等。

方敬教授二三事

徐經謨

人老了，總愛徜徉過去的世界，讓回憶去拜訪過去的人，過去的事，過去的嬉笑、溫暖、依戀和夢幻。適值相輝學院校慶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徜徉”到了北碚的夏壩，我記憶的大門卻為母校一位老師——我景仰的著名詩人方敬教授打開了。

六十年前，我還是一個高中學生的時候，就與新詩結下了不解之緣：既愛讀，又愛寫。在抗日戰爭時期，方敬以詩歌為武器，戰斗在抗日文學的最前線，使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詩人。當時我十分崇拜他，特別喜歡他的作品，常常在晚霞里、林蔭中、小河畔讀他的《雨景》、《受難者的短曲》、《聲音》、《拾穗集》等著名的詩集。讀了一遍又一遍，真是百讀不厭。1947年我考入相輝學院外文系，方敬教授正任該系系主任，想不到這位我景仰的詩人又成了我尊敬的老師，使我獲得了能經常登他家門請教新詩創作和深一步認識他的人品、作品的機會。

新詩是中國詩歌的發展發向，方敬對此堅信不移。他除了勤奮筆耕，以自己的優秀詩篇來對新詩的發展推波助瀾外，還對反對新詩的言論予以迎頭痛擊。當時相輝學院有一位老教授，是以“昌明國粹”抵制白話文，反對新文化運動為宗旨的學衡派成員之一。他講授世界史，常拋開講授內容，扯到一邊，聲言厲色地罵新詩一頓；在與同事或學生閑談時，也常離開話題，繞個彎子，風馬牛不相及地諷刺新詩一下。對此方敬再也不能忍受了，便在相輝學院大禮堂作了一場題為《新詩發展前途》的學術報告，有力地批駁了反對新詩的謬論，闡明了新詩產生、存在、發展的必然性。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報告結尾的大意是：“中國的詩歌只有走新詩的道路，才能有生命和前途，才能符合時代的要求，得到人民大眾的歡迎。新詩一定會蓬勃發展，新詩的前途是光明的，新詩滾滾向前的車輪是誰也阻擋不住的。方敬的報告似吶喊，似戰鼓，似號角，令人鼓舞，催人奮進。幾十年來，這場報告的情景，常出現在我記憶的屏幕上，給我很深的教育，并進一步激起我對方敬教授的仰慕和尊敬。

方敬十分關心青年詩作者的創作。我每次去他家請教有關新詩的問題，他都熱情接待，立即放下手中的筆或書與我暢談起來，給了我不少可貴的知識和有益的啟迪。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詩歌一定要反映現實生活，揭露丑惡，贊揚真善美，不能離開人民大眾寫一些個人身邊的無聊瑣事。我還記得有一次他舉了十七世紀美國有一位詩人寫的一首歌頌跳蚤的詩：“你的身體內有我的血/我倆的血/在你身體內結了婚。”方老師說：這首詩太無聊了，遠遠離開了大眾火熱的生活，它的誕生只能就是它的死亡。接著他又很有風趣地說：“我之所以現在還記得這首詩，完全是我要把它當作反面教員，我們不能輕視反面教員，也要結實幾個反面教員才好”！我當時就把這首詩記入了筆記本。1949年重慶解放，我離開了相輝學院，離開了方敬老師。但這首歪詩一直關在我的筆記本中，隨我走南闖北。我在創作時，曾請它出來作過“前車之鑒”；我在寫詩論時，曾請它出來作過負面例證；我在教學時，曾請它出來作過反面教員。

方敬教授對我們青年的有益活動，都予以熱情支持和真誠幫助。1947年冬，我準備出一個詩集，匯集了一百余首詩，請方敬老師為我審閱和擇優。他欣然應允，從忙碌的教學和創作中，抽出時間為我選出了較好的70余首。我原定書名是《和黎明接吻》，他建議改為《鮮紅的野花》?！鄂r紅的野花》是其中一首詩的篇名。這首詩是以野花比喻當時在野的中國共產黨。我贊美開遍山野的鮮紅的野花來暗暗地抒發我對中國共產黨的傾慕和向往。方老師建議以他對青年的進步思想和進步創作的積極肯定和支持。這本詩集由張默生教授題簽，終于在1949年初交重慶虹辰文藝社出版了。這是我創作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墒牵谑窡o前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關進了“牛棚”，并被勒令把《鮮紅的野花》交組織審查，審查的結果5張大字報掛出來了，像排炮一樣轟擊我和我的詩集。其中有一條罪狀，至今記憶猶新。“罪狀”說：常言道“家花沒有野花香”，詩集大肆贊頌鮮紅的野花，暴露了反動黃色詩人想找“野老婆”，想討“姨太太”，想偷情藏嬌的黃色思想。這樣的無知，這樣的奇談怪論，如方敬老師在天之靈有知，一定會笑掉牙齒。

1948年春，我和文史系的李志杰、法律系的陳秉縉、銀會系的張之思等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創辦了一個由張默生教授題寫刊民的鉛印刊物《弦音》。我當主編，以試一試的心情向方敬教授約稿。他毫不遲疑地滿口答應，并約我第二天就去取稿。真沒想到，一個著名的詩人和教授竟對學生創辦的小小刊物如此熱情地支持和幫助。我們異常高興地把方敬的詩稿《歌》刊登在《弦音》創刊號第一版的顯著地位。

方敬老師教學也十分認真負責。我選過他的《英國文學史》課。他講課全部用英語。他的口語雖不很流暢，但為了讓同學聽得懂，記得好筆記，他講得慢并不斷寫黑板，不怕麻煩，不怕多吃粉筆灰。他還不定時地檢查同學筆記，對記得不好的同學加以指導。我有幾次到他家請教詩歌的創作問題，臨走時他都叮嚀我：“你一定要學好功課，詩歌創作只能當業余愛好，不能花時太多”。當時其他教師，特別是知名教授多是夾著皮包上講臺，滔滔不絕地演講一番后，又夾著皮包揚長而去，而方敬教授與他們卻大不相同。

方敬已去世10年，但他的人品和詩品仍活在我的心里，暗暗地支持著我在新詩的原野筆耕著，筆耕著，至今仍未擱筆。為了表示我對方敬老師深沉的懷念，把刊登在《弦音》上的《歌》抄錄如下，以饗校友：

拋棄了過去殷勤的爐火，

過去的燈，燈下的溫慰；

留下，就只留下

我們這顆用期待的眼淚

滋潤著的心。

我們是諾亞，

讓我們把生命的

破船片

從苦難的旱海上，

帶到明天去。

（本文作者徐經謨先生系我校校友，1928年1月出生，重慶渝北人，1948年就讀于相輝學院（西南大學前身之一）外語系，曾任教于重慶江北育人中學，1953年就讀于四川大學中文系，1957年畢業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學院，1980年調職于四川大學中文系，任副教授。編著教材《語法修辭講義》和《現代漢語語法四講》；出版詩歌、散文集《鮮紅的野花》；參與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大型漢語語文工具書《漢語大字典》的編審工作。）